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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晚期国家到崩溃边缘 司马光称有“亡秦之迹”

2016年03月31日 10:02    作者:于淑娟    来源:凤凰网    [纠错]

盐铁会议 资料图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于淑娟,原为:杨勇:从武帝晚年到霍光时代都未完成“守文”转向

  《论轮台诏》是田余庆先生于1984年发表于《历史研究》上的一篇文章,由此文引发的汉武帝晚年政策转折问题是当前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继2014年底辛德勇教授在《清华大学学报》撰长文后,相继有李浩《“司马光重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说献疑——与辛德勇先生商榷》(载《中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刘大木《汉武帝形象的三个制造者》(载《新京报》2016年3月5日)、胡文辉《制造司马光》(载2016年3月13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等几篇文章进一步展开争论。近期《清华大学学报》又刊载了南京大学历史系成祖明《内部秩序与外部战略:论<轮台诏>与汉帝国政策的转向——谨以此文纪念田余庆先生》,及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杨勇的《再论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一种政治史与思想史的联合考察》,两篇文章篇幅都长达两万余字。至此关于汉武帝晚年政策转折问题的讨论可谓达到小高潮。

  综观这些争论,往往各持一方,如刘大木文赞同辛说,李浩、胡文辉、成祖明文则赞同田说。相比上述诸文的鲜明立场,杨勇的论文虽赞同辛说,但对田说也未完全否定。在其文章中,杨勇对《轮台诏》颁行及武帝去世后的历史,尤其盐铁会议及霍光主政时代特别进行了考察。汉武帝晚年的政治态势如何,是否有“守文”的转向?武帝以后,“守文”的政治转向又是如何实现的?近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就此相关问题采访了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青年教师杨勇。

  澎湃新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通常被视为儒学成为封建正统统治思想的一个标志。但在您看来,汉武帝并不是一个尊儒的皇帝。儒学在武帝朝的地位实际是怎样的?

  杨勇:我们对武帝朝政治思想常有误解,认为武帝是尊儒的皇帝,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武帝在位初期虽有兴儒之意,也做了一些工作,就是班固所谓“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但这很快就成了一纸空文。

  儒家信奉的是“修文德以来之”的和平路线,“不与民争利”的富民论及以礼乐教化代替严刑峻法的观念。而武帝对外发动民族战争,对内实行兴利政策和酷吏政治,这些政策与儒家思想完全背道而驰。尽管公孙弘、儿宽等儒者也曾在武帝朝位列公卿,但正如金春峰指出,武帝一个接一个的政策“改变了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也改变了思想发展的轨道”,儒学在武帝时代“黯然失色,被历史扫进了无权的角落”。武帝朝出仕的儒生只有在公孙弘“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那样的扭曲中才能生存。这种状况直到武帝一朝结束也没有看到什么变化。

  澎湃新闻:在您的论述中,所谓“守文”的政治转向,即意味着它应该符合儒家的政治理念?  

  杨勇:对。对“守文”的考释是我论文中的一个重点。田先生《论轮台诏》一文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根据《资治通鉴》载武帝对卫青“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一语,认为武帝通过《轮台诏》完成了向“守文”的转变:“过去汉武帝把转向‘守文’的任务寄托给太子,现在却不得不由自己来实现了”,“‘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汉武帝终于在现实面前转向‘守文’”。但是翻检《史》、《汉》等书,并未有卫太子“守文”之说,也没有武帝晚年转而“守文”之说。汉武帝是否在晚年通过《轮台诏》转向“守文”,《轮台诏》与“守文”是否有关系,是关涉汉代政治思想史的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考辨。

  我主要是从儒学史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众所周知,“文”是儒家的概念,孔门四科即有“文学”,而汉代人常“文学儒者”并用,二者含义近乎等同,《汉书·儒林传》言“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因此“守文”,即坚守儒家文教、文德之意。《汉书?董仲舒传》载武帝即位举贤良,其制诏中有“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的话。在武帝看来,“守文”之君当以先王为法,也就是先秦儒家“祖述尧舜”、“法先王之道”、“节威反文”之意。从这个定义出发,如果说汉武帝由“尚武”转而“守文”,那么,武帝朝政治指导思想应当存在向儒家政治的转变。但事实并非如此。

  澎湃新闻:田余庆先生在《论轮台诏》中认为汉武帝通过《轮台诏》“改弦易辙”,完成了统治政策的转变。辛德勇教授则认为《轮台诏》并未转折,只是西域、匈奴问题上的局部收缩。在这一点上,您是赞同辛教授的观点。

  杨勇:对。我的研究是以对武帝朝主要统治政策内容及线索的概括为基础的。《盐铁论?刺复》篇文学指出武帝政治主要包括三个前后相继的范畴:先是对外拓边,所谓“奋击之士”兴;其后因军费开支浩大造成财政危机,遂积极开拓盐铁国营、均输平准等兴利事业,“兴利之臣”起;上述两项活动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民生艰难犯罪大增,于是酷吏上台,以严刑峻法击断惩治,所谓“憯急之臣”进。这个过程正如徐复观总结:“因黩武的关系,便逐渐实施战时经济政策。因实施战时经济政策,便不能不使用残酷的刑法,三者互相因缘。”武帝以此三者为核心构建了其统治政策。因此论及武帝政策的转变就应当分别从这三个角度予以具体考察。

  然而从《轮台诏》及整个武帝晚年政治态势看,看不到有对兴利政策和酷吏政治的调整。唯一具体涉及到的仅仅只是外事上的收缩,而是否真的完全停止攻灭匈奴的打算,似乎也还值得商量。总之,缺少了经济、司法这些重大内政的调整,认为《轮台诏》实行了政策转折似乎不妥。

  其实,应该看到,到了武帝晚期,长期内兴聚敛、严刑峻法、外事四夷的格局下,国家已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就是司马光所说的“亡秦之迹”。这种危局下,进行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已是不待而言呼之欲出。但这种必要性的紧迫,与统治者有没有意识到从而进行了调整,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又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了调整是两回事情。历史的主体与客体并非完全一致。田先生及几位赞同田说的学者,他们很大程度上把这二者混同在了一起,以对转折必要性的详细论述,代替了对汉武帝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了转折的论析。

  不可否认,《轮台诏》中说“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这表明武帝已对各项政策极度劳民伤财有一定认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政策转折。这种姿态对后来霍光的政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就这一点上说,田先生可谓独具慧眼。但是终武帝之世,并没有能够在经济、司法领域改革那些导致民众疾苦的根本性政策,这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资治通鉴》载征和四年武帝“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的话,以及司马光对武帝“晚而改过”的评价,似都不符合历史事实而有夸大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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